司法院從民國100年開始研議人民參與審判的可行性，翌年6月得到行政院的會銜，人民觀審試行條例送進了立法院，這中間我們已在士林和嘉義2所地方法院進行了14場的模擬審判。最近媒體開始關注觀審，雖有不少看法可能是誤解，我們仍然非常感謝，也藉《蘋果日報》論壇一角簡單說明一下觀審的基本理念。

在我看來，真正關鍵的決定是，我們台灣是不是真的想讓人民參與審判，不是說說而已，因為我們已經說了幾十年。我在將近20年前就作這方面的面訪調查，對民眾的高度參與熱情大感意外，但這個發現並未讓我相信時機已經成熟。一直到白玫瑰運動的出現，比阿拉伯之春、佔領華爾街還早的網運，竟是因抗議司法而出現在台灣，我才確信人民參審的時機已到。因為司法與人民都已經退無可退。
現代社會的司法必然倚賴精密的專業，人民參與的目的絕對不在降低專業才能確保的公平，而在消弭專業帶來的陌生、疏離，以及專業不自覺累積的倨傲與僵硬。醫病關係也是如此，所以有司改也有醫改。

義憤來自陌生疏離

不同的是，病治好了沒有，最終還是醫生說了算，所以沒有人主張病人參醫。正義實現了沒有，卻只有人民說了算，法律專業原是為了正義而存在，如果法官完全依照專業要求—證據主義、無罪推定、罪刑法定等—作成的判斷，反而激起民眾普遍的義憤，雙方確實都已退無可退。白玫瑰運動等案，都只是開始而已。
我認為觀審制可以帶我們走出僵局的根據，一是台灣人民其實已經有現代刑事司法的基本價值觀，只是這樣的價值觀，比如無罪推定，只有當他們坐在法官的位置上靜聽兩面之詞時，才會真正展現。二是台灣人民始終只有不到5分之1的人進過法院，絕大多數的人根本不知道法官怎樣判案。所以大部分的義憤都不是來自價值觀的差距，而是來自陌生與疏離。
我們的鄰近國家日本和韓國，處境和我們非常相似，都已經有5、6年實施人民參與審判的經驗，效果都出乎意料的良好。我們自己也以擬真度和變項漸增的方式作了14次的模擬審判，成果也同樣的好。我是說，司法和人民的距離真的可以快速縮短。

消除顧慮調整制度

現在大家爭的要不要給人民和法官一樣大的決定權，在我看來真的只是技術問題，日本裁判員和法官票票等值，韓國的法官有否決權（觀審），效果一樣的好，但如果把日韓的制度彼此移植互相套用，效果可能都不好。我們準備試行3年的觀審，根據多次的民調和體驗式調查，不是司法院不願給人民（觀審）更大的權限，而是就現階段而言，無論是參與者或當事人，都認為這是最能接受的參與方式。
也許3年以後，民眾現在的許多顧慮逐漸消除，願意承擔更大的功能，制度當然可以再調整。

司法院副院長